本文转自：云南日报

　　魏铃

当前，以大模型、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代技术集中爆发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重塑生产范式与社会结构。从工业智能制造提质增效、医疗健康精准赋能，到交通出行智能升级、基础科研突破创新，人工智能的应用边界不断拓宽。技术快速迭代的同时，各类风险隐患和治理难题也随之出现。算法固化偏见引发差异化歧视、深度伪造技术滋生信息造假乱象、数据滥用导致隐私泄露风险，这些现象不断冲击社会治理秩序、挑战公众认知底线。面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风险，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建设必须锚定根本发展导向，始终坚持以人为本、智能向善，让服务人民、造福社会成为技术发展的根本价值遵循。

　　以人为本是人工智能治理的伦理基石，也是行业行稳致远、长久发展的根本保障。纵观科技发展历程，任何脱离人类福祉、片面追求技术突破与效率提升的发展模式，终将陷入伦理困境，引发各类社会矛盾。人工智能向善发展，本质是推动机器智能与人类价值深度对齐、同频共振，让技术发展始终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。对此，需要将伦理规范贯穿人工智能研发、训练、部署、应用的全生命周期，把公平公正、透明可释、可追溯、可问责的原则细化为具体的技术标准与行业规范。创新实践必须以人类主体性为底线，扫除算法黑箱带来的治理盲区，摒弃效率至上的片面发展理念，始终将人的尊严、合法权益与发展需求放在首位。人工智能的核心竞争力，不仅取决于算力与算法的技术优势，更体现在人文精神与数字技术的有机融合。唯有将向善理念融入技术研发和应用的各环节，才能让技术发展红利惠及各类群体，有效弥合数字鸿沟，规制技术滥用引发的社会分化，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沿着惠民利民、向上向善的方向发展。

　　人工智能迭代速度快、应用场景广、跨界融合度高，传统“一刀切”管控与事后追责的被动监管模式，已难以适配新时代治理的现实需求。构建科学完善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，必须打破传统治理思维桎梏，推动治理理念、制度机制与实施路径的系统性升级，探索适配智能时代的现代化治理模式。

　　一是坚持前置防控，推行敏捷精准治理。遵循人工智能发展规律，将安全评估、伦理审查、风险研判前置到项目立项与技术研发源头，建立风险分级分类、动态监测、即时处置的全链条监管机制。敏捷治理模式的核心在于实现技术创新与安全底线的动态平衡，既为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预留空间，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创新活力，又始终严守安全红线、规范应用边界，确保各类风险早预警、早防控、早化解。

　　二是坚持多方联动，构建协同共治格局。人工智能治理并非政府单一主体的治理任务，而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。要加快构建政府、企业、社会组织、公众参与的多元治理架构，厘清各主体权责边界，形成各司其职、各尽其责的治理格局。压实科技企业合规经营与风险防控主体责任，引导企业主动规范技术应用；依托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业优势，为治理规则完善与风险应对提供智力支撑；畅通公众监督反馈渠道，广泛吸纳社会多元意见，凝聚多方共治合力。

　　三是坚持开放包容，深化全球治理协作。人工智能具有跨国界、跨区域的天然属性，其治理问题是全球性共同课题。应主动参与国际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和技术标准制定，秉持普惠包容、公平公正的治理理念，坚持求同存异、互利共赢。尊重各国发展阶段与治理模式差异，积极凝聚国际共识，抵制技术垄断与数字霸权，携手构建负责任、可持续、普惠共享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新秩序。

　　技术是服务发展的手段，惠民是科技进步的终极目标。人工智能治理的核心不是限制技术创新，而是以科学的制度约束与精准的治理举措，引导技术更好赋能社会、服务人民。立足新时代新征程，必须坚守科技为民的初心、保持清醒的价值自觉。无论算法如何升级、算力如何突破、场景如何拓展，以人为本的价值立场不能变、智能向善的底线不能破。以制度理性引导技术发展方向，以人文温度赋能科技创新动力，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，方能实现人机和谐共生，让智能技术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。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中共福建省委平潭综合实验区工作委员会党校）